触目惊心的“破坏式绿化”，有多少地方中招了？

原创 不想候鸟搬家的 新工科局 6天前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关爱自然，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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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好了吗？

作为生态河流构建理论与河道修复技术专业研究者，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李建华最常打交道的就是各式各样的河流，让他心痛的是，很多城市难见“低头见鱼群，抬头戏飞鸟”的自然生态河流了。

上海苏州河沿岸

这还不仅仅是在大城市，“沿长江竖着巨幅‘长江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宣传板，实际上花很多钱将长江畔具有多种生态功能的湿地铲除后种树，全然没有对长江生态系统最起码的理解。”李建华教授说。而中日专家在太湖流域多年观测发现，许多护岸景观工程实施后，鱼类多样性和生物数量均显著下降。

一年前，同济大学国家现代化研究院教授李舒曾就李建华教授的研究，在《半月谈》杂志上发布《警惕！“破坏式治污”正酿成不可逆的生态灾难》一文，文章引起了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但一年时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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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消失的东滩湿地

在今年世界环境日的当天，同济大学学生绿色之路协会会长毛竹正联络李建华教授给他们绘制的保护南汇湿地的漫画宣传做指导，为百万只迁徙的候鸟留住这一方栖息地。

濒危鸟类震旦雅雀出现在南汇东滩湿地

南汇东滩湿地地处上海东南角，位于长江和钱塘江入海口的交汇处，从浦东机场到芦潮港沿海延绵40公里。“芦苇深花里,渔歌一曲长。”这里水草丰富，有大片的芦苇地，郁郁葱葱的树林和星罗棋布的水塘，是过境候鸟南迁北往重要的中转站。

备受候鸟喜爱的东滩在2008年被“国际鸟盟”认定为国际重要鸟区，并设置为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观测区。2016年有41.8万只候鸟迁徙途中在东滩歇脚，让鸟类爱好者兴奋的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鸟类东方白鹳、小天鹅、黑脸琵鹭、白琵鹭等珍稀鸟类的翩翩身影也出现在其中，是全国排名第二的观鸟圣地。

推土机挺进南汇东滩湿地

但意外的是，临港将“十三五”期间要完成的种树一万亩的指标落在了这里。2017年开始，南汇东滩区域的芦苇地和部分鱼塘，水田等次生湿地，不断被填埋，变成了大片大片的杉树林。随着推土机的挺进，东滩湿地被蚕食得仅剩一万亩不到。令毛竹等环境保护者焦急的是，随着后面六千五百亩植树任务完成，南汇东滩95%的湿地将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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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鸟类赶走的“生态恢复”

南汇东滩造林工程的背景是“沿海防护林体系”，通过排干地表水，清除以芦苇地和水塘为主的典型湿地生态系统，再种上杉树。施工期间正值濒危鸟类震旦雅雀和斑背大尾莺的繁殖期，推土机填埋了鸟类的家园，更彻底破坏了湿地生态系统。

南汇东滩是候鸟迁徙的栖息地

令专家质疑的是，无论是淡水生态系统，还是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均对净化水体具有重要作用，更维持着鸟类、鱼类、两栖和爬行动物的栖息地功能，既然已经形成了自然的湿地生态系统，为何又要人为铲除？

“生态南汇”、同济大学学生绿色之路协会等多个保护自然环境志愿者多处呼吁，得到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的回复是：“南汇东滩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经过多次促淤和围垦，是围海造田、吹沙成陆形成的人工造地。由于圈围成陆、地势低洼，且东部地区尚未纳入当前开发建设时序，故呈现出‘湿地’景观……在实施植树造林的过程中，已尽可能避开现状‘湿地’，减少对鸟类打扰。”

临港的湿地被人工景观替代的演变

“管委会的态度很强硬，虽然我们整理了很多资料提交给管委会，也有媒体持续关注并报道此事，但他们始终认为东滩是围垦出来的地，在临港这样的湿地到处都是，鸟类跑到别处不就可以了， 种树也是生态恢复，他们觉得我们太过分关注了。”毛竹无奈地说。

另一方面，和所有新兴城区一样，在临港对外宣传的地标里，滴水湖、临港艺术中心等人造景点才是这个区域欣欣向荣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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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景观越来越多，自然河流越来越少

在《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政策和环保督查压力下，随着各地竞相投入巨资治理河流黑臭水体，我们身边的河水逐渐变清澈，漂亮的亲水平台也多了起来，但距离今年世界环境日聚焦的“保护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却越来越远。

李建华教授在调研中发现，不仅是在东滩湿地，一些城市违背生态规律，急功近利，盲目硬化河岸、过度追求人工景观，导致河流生态系统功能加速衰退。这些“破坏式治污”集中表现为:

使用挖掘机或高压水枪疏浚底泥，无视对河床及河岸生物栖息地的损伤,底泥处置方式和地点缺乏科学论证，常常是污染搬家。

没有防洪要求的内河甚至村镇级河流也采用混凝土、浆砌块石等固化河岸,一味滥用“生态挡墙”,割裂水陆联系，破坏河流横向连续性。追求视觉上的整齐划一，盲目做高工程预算，导致具有生态功能的自然岸线被人为破坏。

缺乏研究支撑，将景观与生态混为一谈，种草以及在“生态挡墙”外侧绿化河堤，大量投入用于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不仅无法发挥生态功能,还导致面源污染,后续维护成本居高不下。

与河流生态系统破坏形成对比的是，2017～2018年我国水环境综合治理约有2万亿元的市场空间，其中控污截流1万亿～1.2万亿元，生态景观4000亿～5000亿元，水质改善2000亿～3000亿元。

很多地方更愿意把钱花在买设备、河岸绿化美化上，许多城市为打造“亲水平台”视觉效果，将河岸公园、人行步道作为投入重点。

虽然国内许多生态学家一直在呼吁这些做法是本末倒置，全然不顾河岸与河流生态的互动和统一，硬质护岸/护堤及配套绿化工程破坏了河岸带的自然属性和栖息地功能、缓冲带属性和自净功能，但类似的形象工程还是不断涌现，且随着全国水环境治理投资的持续增加，对河流生态系统的破坏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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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踏步的治理思维

“我们大部分领导和工程界专家都是非A即B的思维，以及领导们崇尚视觉景观的思维，导致了国家经费的大量浪费。而事实上发达国家早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有两山理论，有总书记一系列讲话，应该做得更好才对。所以我们应该思考如何破题，这涉及到教育体系和干部培养体系。”李建华教授说。

他建议，作为鱼类的重要栖息地，河流在治理前应该划定保护红线。如果采用“工程式治理”，只考虑美观和行洪，这些栖息地会被“切除”，河流生态系统完全被破坏。

主要发达国家河流治理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洪涝灾害治理——水资源保障和利用——生态全面修复。

在前两个阶段，主要发达国家都经历过将天然河流人工化的过程，日本甚至采取国家补贴的方式将河流与稻田之间全部建成硬质化水渠，结果导致依靠稻田生存的鱼类濒危甚至灭绝。

奥地利的穆尔河，曾是欧洲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经过拆除混凝土护岸等措施，底栖动物恢复到2000多种，鱼类恢复到200多种，鸟类恢复到50多种。2000年之后,欧盟水环境立法的重点也转向水生态，将水体中的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比喻成是欧盟人民和产业最好的福祉，强调保护鱼类和其他生物。

奥地利的穆尔河

中国河流治理应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和教训，将黑臭水体治理与河流生态系统保护统筹考量。应尽量保留河岸地貌的复杂多样性，兼顾景观与生态内涵的统一，将保护河岸植被和水生生物栖息地贯穿河流综合治理的始终，努力实现“生态化治污”。

“强化基础研究，将生态保护纳入法治化轨道，将‘环保督查’升级为‘生态环保督查’，这是同济大学国家现代化研究院结合李建华教授的研究，给出的解决建议。但一年过去了，问题似乎还停留在原点。”李舒教授无奈地表示。